| Slash族男女=高級版炒散廢青? [TOPick] 2016-12-29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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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Pick | 2016-12-29 報章
Slash族男女=高級版炒散廢青?
Slash女青劉穎豫（28歲）身兼項目統籌、展覽設計、模特兒、繙譯等多職，她認為工作積極、有目標才是slash，具多元實戰經驗，比全職工作更能呈現亮麗的履歷表。
同是80後的自由工作者鄧瑋峰身兼結他表演者及結他導師兩職，反認為自由工作比做全職更有保障。他們都是「斜槓青年」。
Slash是甚麼？這一詞源於美國諮詢師、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的暢銷書《不能只打一份工︰多重壓力下的職場求生術》，意指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專一職業的工作模式，而選擇有多重職業及身份的生活。這些年輕人會在自我介紹時，以斜槓（/，Slash）來顯示不同職業或身份，如「姓名，職業/職業/職業」，因而稱為斜槓青年。
做slash要夠薑夠博夠膽
劉穎豫前年辭掉媒體機構市場推廣的工作，接下一份1年長的演唱會、展覽項目統籌工作，漸漸增加了模特兒、繙譯、老闆私人秘書等身份。成為slash青年後，她認為自己更積極學習以提升個人競爭力，因要向委託人顯示自己比市場推廣公司優勝，才能得到工作，相反全職工作時太穩定，磨滅了心中那團火。
不少人以工種專業來界定slash，但劉覺得工作態度積極、有目標才是slash概念誕生的意義，她說，要夠薑、夠博、夠膽量，才可做slash。她表示，每份工都盡力付出，而她選擇的工作均互有關連，幫助她達成得到更多項目統籌實戰經驗的目標，以呈現一份亮麗的履歷表，而不是短視地不論工作性質，有工便做。她希望扭轉社會認定沒有正職的人是不思進取、「hea着做」的偏見，並讓大學生知道可另有出路。
家庭因素亦成就她做slash，她稱，好景時月入可達6萬、7萬元，但亦可能連續數個月只賺萬多元，但慶幸沒家庭負擔，不需要還學貸，加上媽媽做了20多年會計自由工作者，能明白她的選擇。她坦言如要還學貸，相信會選擇全職工作。
分攤風險 比全職更有保障
鄧瑋峰中學畢業後做了約3年全職，包括琴行售貨員，平均月入約1.2萬元，其後到浸會大學修讀音樂系，其間兼職教結他每月約賺1萬元，讓他發現兼職原來與全職收入差不多。他畢業後繼續以教結他為職業，月入曾達2萬元，但到澳洲工作假期後流失了部分學生，現時月入約1.4萬至1.5萬元，他亦經服務配對平台HelloToby找到數名學生。另外，他每月會最少接一次表演，每次收入逾千元。
自己是老闆 不怕被裁
被問到會否擔心slash的工作及生活無保障，鄧另有一番見解，認為自由工作者反可分攤風險，因為他同時教10多名學生，即使少了1個學生，亦只會損失約1至2成收入，但若全職員工被裁，就會丟了飯碗。另外，他認為自由工作可更有自主性，形容是自己的老闆，可控制自己更專注教結他抑或表演，更可以興趣為職業，無可抗拒。
至於未來大計，他計劃明年5月以樂隊形式出碟，未來可能與朋友合夥開中介公司接現場表演項目，長遠希望成為專業音樂家。
青協：彈性就業青年有計劃有目標
青協青年創研會進行新生代的彈性就業模式研究，上月中至本月初訪問528名15至34歲在職青年，多達51.1%受訪者指過去一年曾彈性就業，當中最普遍從事每周不足30小時的兼職工作，佔29.7%；其次是從事少於1年合約期的臨時工，佔21.3%；其餘亦包括個別承接項目的自由職業者及身兼多職者。研究結果顯示，愈年輕的人愈能接受彈性就業工作。
負責有關研究的青協青年研究中心發展幹事袁小敏，曾與20名彈性就業者深入訪問，有人身兼5職之多，她認為沒有受訪者是因想「hea做」或逃避工作上的不如意而選擇彈性就業，指他們每人心目中有很多計劃及目標，成為彈性就業者是因為生活所需，要以不同範疇的工作維生。袁小敏坦言，受訪者正面積極的態度令她感到驚訝，又指他們深信自己的將來會更好，目前只是處於邁向目標的過渡階段，當累積有相當的經驗後，工作及收入均會有改善。
不過，袁小敏指出，這些彈性工作受訪者大多沒有家庭經濟負擔，亦有受訪者表示日後結婚或父母退休後，需要尋找長工。
香港01 | 2016-12-01 報章
【中年Slash？】單親媽媽打散工家庭破裂：我不是為追尋自由
近年Slash（斜號青年）成風，不少年輕人拒絕無聊的單一職業，打幾份工以求多元生活，強調自主，且熱愛在做的其中一份或全部工作。其實早在多年前，香港已有身兼多份零散工的中年——不過或許不像今天的Slash那樣，為了追求多元生活和身份，而是生活迫人，那些中年人在照顧家庭和工作間靈活走位，只為了多賺一點。
眼前的吳女士是其中一個，問到如何看待這種工作模式，她只說：「沒有保障。」說的不是收入不穩定，而是因工時不符連續性合約定義，不獲《僱傭條例》福利保障，有區議員認為應改例按工時比例提供福利。時下流行的斜號青年，亦面對同樣的處境。美好生活願景的背後，散工模式潛藏着多少問題？到底是人選擇了斜號，還是斜號選擇了人？
與丈夫離異多年的吳女士過去十多年先後成為「通宵清潔工/派報員/家庭主婦」、「學校送飯/派報員/家庭主婦」，現在是「派報員/家庭主婦」。派報派了十多年，她已是經驗豐富的零散工，看中了這種工作模式的彈性。她們派報的位置也沒有太大限制，9時半上班人流過了，便可以搬去商場門口等人流多點的地方。
然而自由對她而言並不是做散工的最大原因，工作時間才是——一星期工作2至3天，每天早上、傍晚各2小時，可以叫兒子起床上學，又可以為子女煮飯，多些時間看着兒子。「他（兒子）現在才15歲，我那些女都是20多歲才定一點，都不是定很多。」吳女士說。
為養4子女打「三份工」 養大孩子成理想
10多年前吳女士曾經做過全職，做電子廠。而她生了4個孩子後，成為「通宵清潔工/派報員/家庭主婦」，以兩份工養活孩子。年輕Slash當中有些是以一份傳統工作養活自己，再在另一份工作中實踐理想。對吳女士而言，也許把孩子養大就是她的理想。
那時她的生活忙得喘不過氣，「通宵完又要湊這些子女上學，又要煮飯給他們帶，又趕着去派報紙。他們也不肯起床，鎖匙要給對面屋，叫對面屋幫忙。」吳女士說。有次她甚至因趕上班，要讀幼稚園的兒子自己上學。
上班期間女兒學校常急召 無奈辭剩一份工
為賺錢而長時間工作，卻錯過了和子女建立關係的時間。「放學只能見一會，煮飯給他們吃，（晚上）9至10點又要出門，常常都見不到。」大女和二女十多歲進入反叛期後，常常不上學。吳女士說：「是見不到，才會不生性。」孩子養大了，卻不聽話。
後來吳女士更與丈夫離婚，她只能辭掉清潔工作，轉做學校送飯和派報員以照顧子女。但做兩份散工，又不足以應付子女的開支，有時更要借錢才夠生活。然而吳女士無法再做多一份工作，甚至兩份也不勝負荷——「常常上班途中學校打來，說，你個女又發脾氣了，又報警了，要我去學校。」吳女士說。「你常常這樣走了去也不好嘛，誰會請你呢。」她只好辭了送飯的工作，只做派報，另靠綜援資助。
到現在兒子在讀中學，她已不敢再做全職或多兼工作，只希望「讓兒子放學知道家中有母親在等他，不會到處走」。有時還會煮一煲魚湯，讓兒子不會只有青菜白飯，自己上班卻捨方便的小巴，跑去乘地鐵，「有特惠機，拍一拍就省兩元。」
「賺錢/照顧家庭」模式失敗：物價高、工時長
在賺錢養活一家的同時實踐把孩子養好的理想，原來不太可能——當年最低工資還未實施，要賺錢就要放棄和教養子女的時間多兼職，即時現在政策落實，但基層薪金追不上通脹，加上標準工時未定立，全職工時長，吳女士還是無法兼顧兩者。
而所謂養好子女的理想，也不過是她無可選擇的責任。問到小時候有什麼興趣，她只說：「不記得了。」又說：「都是想做電子廠。」那卻談不上是興趣，她只一心覺得做廠可以「賺到多些錢」來養家。
自主背後：散工制度下無有薪假、無遣散費
許多Slash和像吳女士那樣的散工一樣不受《僱傭條例》保障——工作不符連續4周每周工作18小時（「4.1.18」），便沒有有薪假、病假、疾病津貼、解僱代通知金、長期服務金等。「什麼假期都沒有，做了十多年也是照計鐘數而已。」吳女士說，她認為現在的制度並不公平：「我們都是在工作。」葵涌區議員黃潤達提倡政府改例，按比例給予散工福利，減少僱主逃避責任的機會。
另一邊廂，英國已將有薪假期、有薪病假的工時界線移除，即散工也享有有薪假期；新加坡和南韓，也已立法保障非全職工人的待遇。
香港的Slash亦身處現時無福利保障的處境，在追求自主的背後，制度卻原來令他們並不自主。問到吳女士如果子女為實現理想選擇當Slash，會支持嗎？她只說：「當然不會很支持了，散工又不是常常有得做，又沒保障。」她的親身經歷，讓她看到所謂自由人，美名背後，毫無保障。
獨立媒體 | 2016-11-02 報章
零工經濟下自僱還是假自僱？
隨著所謂「零工經濟」（Gig Economy）的興起，像Uber及Deliveroo這種透過短訊「咇」一聲叫開工的工作模式亦隨之流行。而這類工作從業員的身分：自僱還是假自僱？或會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！
近日英國一宗判案，法庭作了一個標誌性的裁決，為確認Uber司機的僱員身分打開了缺口，亦為一心逃避僱員法律保障的「假自僱」（bogus self-employment）設了一個路障。英國其中一個最大的工會Unite更揚言，裁決勢激發工會運動向「假自僱」進行排山倒海的法律挑戰。
其實「假自僱」在香港並不新鮮，自2003年經濟大衰退後便大行其道。不少建築公司及判頭、運輸公司、美容美髪業、保險業甚至護理業及補習社等都紛紛要求員工更改僱傭合約，將僱員轉為合約上列明是自僱者、服務提供者、經營者甚至合伙人。
問題是，判別真假自僱並不單在老闆話你係就係，亦不僅在合約上寫明自僱你就係自僱；自僱與否，是要看實質，不是單看名義的！
法庭的案例
有關辨別真假自僱的案例，香港終審庭也曾經有過經典的判案。2006年，終審法院在審理一宗冷氣技工追討工傷賠償的裁決中曾經指出：「若勞資雙方客觀上存在僱主與僱員的關係，僱主並不能以雙方協議的方式來免除其作為僱主應有的法律責任。」換句話說，僱主不能只以員工簽署了自僱合約／承判合約／租車合約，或僱主不向僱員提供有薪假期、強積金等行為，來逃避與員工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僱傭關係。
終審法院認為，在決定某人是否屬於僱員時，一般會依照傳統案例所羅列的指標來審視雙方關係，然後以整體印象來決定雙方的關係是否僱傭關係。
而各級法院在審理有關法律爭議時，通常都會根據高等法院在謝林及其他20位人士訴陳德偉經營偉氏工程公司 一案所訂下的十一點範疇，對勞資雙方的合作關係作出全面考慮。當中，有幾點最為關鍵，包括：
1. 資方對勞方是否擁有應有的控制權；
2‧ 勞方從事相關勞動時，是否需要作出投資及管理，並因此承擔財政風險；
3‧ 勞方從事相關勞動時，是否需要自備生產工具；
4‧ 勞方從事相關勞動時，是否類似在自行營商。
騙徒手法 層出不窮
由是，過去十年，不少僱員透過案例定下的標準來與僱主爭議真假自僱的身分。一些曾經簽署過自僱合約及服務合約的員工，最終也能夠取回《僱傭條例》下享有的如有薪年假、法定假日、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等權益及補償。當然，這裡要告訴大家的，不是你即使簽了自僱合約，將來也必可大安旨意在法庭追回補償，而係提提你，僱員身分的判準是看實質，不是單看名義。
不過，正所謂騙徒手法，日新月異，層出不窮。近日，我們就收到求助，投訴人是二十出頭的髪型師，也是髪型屋的「合顆人」。話說少女兩年前入職時只當洗頭工，接著學師剪髪，不久公司老闆就游說她，叫她做分店的話事人，但條件係以七萬元入股公司。少女表示沒那麼多錢，老闆表示不打緊，公司可借給妳，並安排到律師樓在律師見證下簽署借款協議書及管理協議書。
少女初踏足社會工作，不虞有詐，更想不到在堂堂律師見證下跌入高級職業陷阱。少女自轉為「合顆人」後，非但工時、工作條件沒變過，且因為要償還貨款及承擔公司日常運作費用，每月收入更比以前少了二千多元。這位「合顆人」其實很可憐。
據少女所講，簽約當日還有十位、八位其他分店的年輕同事「排住隊」等律師見證簽協議書，可見這是一項有組織的高級騙局。有關案件仍在排期處理中，最終少女能否確認僱員身分及討回被扣工資，孰未可知。但事件卻提醒我們，尤其初出茅廬的年輕員工，「名」是不可以亂簽的。
參考案例
終審法院 FACV 14/2006
高等法院原訟庭 HCLA 150/1995
高等法院原訟庭 HCLA 12/2007
高等法院原訟庭 HCLA 37/2006
蘋果日報 | 2016-10-24 報章
【名家搶先睇】為何年輕人寧願炒散（阿飛）
朋友公司請人，收到過百封求職信是意料中事，卻依然被嚇親。大部份應徵者的履歷表都一匹布咁長，短短幾年工作經驗，已經做過好多份工，平均每份只是維持一年半載。完成幾個面試之後，逐漸明白並非新生代唔定性，而是為勢所逼，有些是公司只肯請兼職或者出短期合約，亦有些是公司裁員甚至財困拖糧。搵一分安定的長工，成為這些求職者的理想，因為他們都明白，職場遊牧民族沒有叫價權，不斷轉工，就無辦法累積技術以及人脈等無形資產，以至做了十年八載，依然只是要求月薪萬三、萬四蚊，和初出茅廬無分別。
上一代香港打工仔的待遇，是可以隨着公司一起成長，在一家好公司忠心耿耿做個文員也好，要上車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。2000年之後，世界從此不同，大部份香港企業跟不上全球化的步伐，老公司包括政府，惟有控制成本不斷諗縮數，兼職、外判以至合約制應運而生；新公司就死亡率奇高，即使倖存往往都是得個做字。年輕人撈極唔起，前路茫茫，怨氣重是理所當然。
職場生態改變，反過來影響了年輕求職者的心態。不少年輕人一出道已經開宗明義要「炒散」，美其名是體驗不同的工作，實質上卻是對責任的逃避，打散工一下班就交收兩紇，無手尾跟。何況要搵一份好的長工談何容易，自己決定要「炒散」，心理上一定好過搵緊但搵唔到。於是今時今日的香港，大部份勞資雙方都欠缺了向對方的承擔，勞方一日和尚敲一日鐘、資方則出盡法寶減低待遇，失去了以往合作締造雙贏的精神，競爭力自然低。
許多年輕人其實是有心做，只是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做；許多僱主其實願意畀，只是要員工能夠為公司創造出價值。香港最大問題是欠缺商界領袖，上一輩個個收租，新一代就被訓練成只懂標準答案的答題機器，無特殊技能、無創意、無幽默感，根本不夠現時商界的需要。
香港失業率是低，卻是處於一種「有手有腳必然餓你唔死，但一定無發圍」的畸型狀態。 兩代人都不快樂，又自以為是。上一代看不過眼，說下一代是廢青；下一代則覺得上一代死霸爛霸塞住條路，互相指責欠缺溝通，只有敵對沒有合作，香港怎會有前途。
東方日報 | 2017-09-14 報章
6港婦1貧窮 團體轟港府支援就業政策不足
港府常宣揚「減貧成績單」，但在香港整體貧窮人口減少下，婦女貧窮人口不跌反升！樂施會最新《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》發現，香港每6名女性中，平均有逾1名活在貧窮線下，去年婦女貧窮人口高逾61萬，佔整體貧窮人口逾半，由2001年的51%，增長至53%，其月入中位數更與男性相差39%；該會批評政府支援婦女就業政策不足，促請港府每年檢視最低工資及墟市政策，改善對零散工保障，遏止婦女貧窮問題惡化。
報告根據政府統計處2001年至2015年第二季的數據作分析，指去年香港女性貧窮人口達61.41萬人，佔整體貧窮人口53%，較2001年的51%多。報告又指貧窮婦女就業有三大特徵，分別為收入低、增幅慢及勞動參與率低。去年貧窮婦女月入中位數僅得6700港元，相比2001年的5000港元，15年間增長34%，較同期男性的月入增幅46%少及慢。而女性月薪與男性的差距高達39%，差距較2001年的33%更大。貧窮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偏低得19%，僅較15年前微升1個百分點。
樂施會項目經理黃碩紅解釋，貧窮婦女因照顧家庭而不能全職外出工作，只能選擇最低薪、最無保障、工時短的零散工，建議港府最少將最低工資訂為每小時35港元，確保追上通脹，及提供場地作地區墟市，配合女性家庭處境。
樂施會香港、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曾迦慧批評，香港對零散工的保障遠落後於新加坡及台灣等地，指現時在《僱傭條例》連續性合約「4.18」規管下，工人如未能連續工作4周，或每周工作少於18小時，即不獲代通知金、有薪年假及遣散費等保障，惟新加坡及台灣等地工人可按工時比例獲勞工保障，促政府檢討政策。